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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常永律師 李常永律師簡介李常永:四川大學法學碩士,天津行通律師事務所業務主任、經濟犯罪業務二部負責人,前高校教師。中國法學會會員,中國法學會刑事辯護高峰論壇“優秀刑事辯護律師”。天津市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律協...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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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罪辯護

    經典案例:?林志鑫等開設賭場案

    林志鑫等開設賭場案

    審理法院 廣東省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  號 2016)粵51刑終44號

    案  由 開設賭場罪

    裁判日期: 2016年09月04日

    廣東省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2016)粵51刑終44號

    編寫人

    廣東省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張思進

    問題提示

    對緩刑適用條件和立功認定核心標準的正確理解與適用

    案件索引

    2015-12-24|廣東省饒平縣人民法院|一審|(2015)潮平法刑初字第205號|

    2016-09-05|廣東省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2016)粵51刑終44號|

    裁判要旨

    在開設網絡賭場刑事案件中,犯罪“情節嚴重”的情況與緩刑的適用條件“犯罪情節較輕”在本質上并不沖突,結合案件審理的實際情況,仍可適用緩刑。對檢舉他人犯罪未能查證屬實,但偵查機關在查證所檢舉犯罪的過程中意外偵破其他案件的,要把握立功的“實效性”核心標準,認定不構成立功。

    關鍵詞

    緩刑適用  情節嚴重  立功

    基本案情

    公訴機關廣東省饒平縣人民檢察院訴稱:2015年2月中旬,被告人林志鑫租用一個網絡賭博平臺(總監賬號),并于同年3月份啟用該網絡賭博平臺接受他人投注。林志鑫還于前期將該網絡賭博平臺的股份分為150股,后期分為200股。林志鑫負責該賭博平臺的日常經營管理,被告人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則先后參股該網絡賭博平臺的經營。林志鑫在總監賬號上分別開設多個總監子賬號提供給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等人了解該網絡賭博平臺的輸贏情況,并定期結算輸贏。林志鑫還在總監賬號上開設多個大股東賬號提供給自己及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等人發展下級、開設會員賬號供自己和他人賭博投注。至2015年6月17日,林志鑫等人停止該網絡賭博平臺的經營。在此期間,該網絡賭博平臺(總監賬號)共接受投注1215094筆,合計投注金額人民幣200717914元;被告人林志鑫經營其中6個大股東賬號,共接受投注239027筆,合計投注金額26167445元。被告人林祥旭占有該平臺股份2股,并與在逃同案人經營1個大股東賬號,共接受投注32878筆,合計投注金額16640794元。被告人林耀和前期占有該平臺股份2股,后期占有3股,并經營1個大股東賬號,共接受投注8756筆,合計投注金額1028387元。被告人林財木占有該平臺股份2股,并經營1個大股東賬號,其參股期間,該網絡賭博平臺(總監賬號)共接受投注657046筆,合計投注金額94916279元,其經營大股東賬號共接受投注534筆,合計投注金額164775元。

    被告人林志鑫在開庭審理過程中無異議。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林志鑫、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無視國法,以營利為目的,在計算機網絡上建立賭博網站并接受投注,參與賭博網站的利潤分成,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并接受投注,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開設賭場罪,應依法予以懲處。鑒于被告人林志鑫、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歸案后均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確有悔罪表現,依法可從輕處罰。

    裁判結果

    廣東省饒平縣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潮平法刑初字第205號刑事判決:認為被告人林志鑫、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的行為均已構成開設賭場罪,情節嚴重,應依法予以懲處。鑒于四被告人歸案后均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確有悔罪表現,依法可從輕處罰;被告人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在共同犯罪中所占的份額較少,當庭自愿認罪,且符合法定條件,對其可適用緩刑。以開設賭場罪,判處被告人林志鑫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二十五萬元;判處被告人林祥旭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六萬元(已預繳);判處被告人林耀和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萬元(已預繳);判處被告人林財木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四萬元(已預繳)。

    宣判后,饒平縣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認為四原審被告人不符合適用緩刑的條件。原審判決屬重罪輕判,適用刑罰明顯不當。

    上訴人林志鑫提出其有立功表現,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上訴意見。

    廣東省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粵51刑終44號刑事裁定,駁回抗訴和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認為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刑法總則第七十二條中緩刑的適用條件“犯罪情節較輕”與刑法分則具體罪名所描述的“情節嚴重”是屬于不同語境下的語言表達,屬于不同范疇,前者是指犯罪行為本身不嚴重,社會危害性不大,后者則特指實施特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犯罪行為即使在特定犯罪中屬于“情節嚴重”,只要社會危害性較小,對行為人仍可宣告緩刑。本案涉案賭資對開設賭場罪這種犯罪的入罪情形而言,是屬于情節嚴重,但從分析看,原審被告人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的犯罪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面和危害性相對較小,犯罪情節是較輕的,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宣告緩刑的各種條件。上訴人林志鑫雖有檢舉他人犯罪,但被其檢舉人并未因涉嫌犯罪而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所檢舉之罪并沒有查證屬實,偵查機關偵破其他案件與其檢舉行為之間也缺乏直接的因果關系。故其檢舉行為不符合關于立功情形的規定。綜上,原審判決應予維持。

    案例評析

    一、網絡賭博犯罪“情節嚴重”情形下,由于與緩刑的適用條件“犯罪情節較輕”在本質上并不沖突,結合案件審理的實際情況,仍可適用緩刑

    當前,由于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加之與傳統的賭場賭博相比,網絡賭博更加快捷、方便,投注、資金交割只需輕點鼠標即可完成,從而導致利用計算機網絡從事賭博的違法犯罪活動日益泛濫,而審判實踐中受理的開設賭場刑事案件也多以開設網絡賭場為主。開設網絡賭場類犯罪屬于新興犯罪,盡管法律文件對相關審判工作不斷進行規范和指導,但隨著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犯罪手段不斷翻新,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新漏洞不斷涌現,而法律文件由于其固有的滯后性無法一一及時予以解決,因而需要結合案件實際,運用法學理論來具體分析研究解決。盡管網絡賭博犯罪危害互聯網正常管理秩序,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應當予以嚴厲打擊,但是,在從嚴打擊的同時,仍然應當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科學區別對待,對于實施網絡賭博犯罪行為危害性較小,人身危險性不大,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被告人,應當堅決依法從輕處罰,使得緩刑制度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

    司法實踐中,由于網絡空間的廣度大,參與人員數量大,“六合彩”、“快樂十分”等開獎時間間隔短,以及網絡投注的虛擬性造成投注額較大等原因,網絡賭博案件的涉案賭資數額不斷刷新,比照《網絡賭博意見》的規定,多數情況下均屬于賭博犯罪“情節嚴重”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具體刑期如何把握,刑罰執行方式如何選擇,往往存在爭議,需要綜合考量各方面的情節、因素來進行裁判。

    (一)對缺乏量刑量化標準的犯罪,同類案件的總體形勢和量刑平衡是量刑時的重要參考因素

    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也就是說,開設賭場罪的最高刑罰就是有期徒刑十年,而賭資數額累計達到多少才可以判處頂格刑,目前并無明文規定,實踐中賭資數額是上不封頂的,多大的數額都是可能發生的,目前甚至有多達數千億元的案件出現,因而不能簡單地以賭資數額達到“情節嚴重”標準的幾倍來衡量其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事實上,法律也并未明確規定超過“情節嚴重”標準幾倍即應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從重處罰。開設賭場罪并不是量刑指導意見中常見的15種犯罪,因而對該類犯罪進行量刑,缺乏量化的標準,要綜合當前該類犯罪的總體形勢和同類案件的量刑平衡來進行,這也是公平司法的本質要求。當前,由于前述的原因,網絡賭博案件的涉案賭資動輒以千萬元、上億元、上千億元計,本案相形之下,涉案賭博網站的規模只能算是一般。從當前對同類案件的處理情況看,賭資數額上億元的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適用緩刑的情況普遍存在。本案涉案賭博網站的投注數額雖然達到2億元以上,但與同時期區域內同類案件相比較,其犯罪情節還不算特別突出,原審法院在量刑幅度內對各原審被告人從輕處罰,是符合法律規定和當前辦理網絡賭博案件的形勢的。

    (二)對于共同犯罪中作用、地位有明顯不同的犯罪分子,即使不能區分主、從犯,仍應當在量刑時予以區別對待,以體現公平司法的本質要求

    本案四原審被告人雖然都是涉案賭博網站的股東,但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三人與林志鑫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仍然存在明顯的差別。林志鑫是該賭博網絡平臺的老板,即俗稱的“后莊”,是網絡平臺的創建者、組織者、實際經營操作者,雖然該賭博網絡平臺尚有其他股東,但就現有證據看,林志鑫自己占有了其中的絕大部分股份,是該賭博平臺最大的受益者。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等三人都是在林志鑫的串招下參與共同犯罪,對于網站的日常操作經營管理沒有實際參與,只是以每周繳納運營費用的方式持有極少數的股份。同時,林志鑫還自己開設大股東賬號接受投注,賺取退水錢,共接受投注2000多萬元,遠較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所實際接受投注的金額為大。故林志鑫在本案所起的作用遠遠大于其他三被告人,在處罰上應有所體現。

    (三)刑法分則條文中的“情節嚴重”與緩刑適用條件中的“犯罪情節較輕”,是不同語境下的語言表達,屬于不同范疇,適用時并不沖突

    1.二者的評價目的和參照標準不同。刑法分則條文中的“情節嚴重”是與具體罪名的犯罪基本構成相比較而言的,即以某個犯罪的基本構成特征作為參照,來認定某個違法行為是否具備該罪的基本構成特征,或者在具備該罪基本構成特征的基礎上,是否還具有更加嚴重的情節,從而評判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或者決定對被告人是否適用加重法定刑。應該說,其本質上屬于量刑層面的問題,主要是為量刑服務的,一般情況下,與刑罰的執行方式(即應判處實刑還是緩刑)關聯不大。

    而認識作為緩刑適用條件的“犯罪情節較輕”,有必要對其立法背景進行了解。刑法原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這里關于緩刑的適用條件規定得過于籠統,沒有針對案件事實或適用對象的不同情況進行區分和細化,從而造成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差,法官在適用緩刑時缺乏明確的、可供對照的判斷標準,也就難以產生應有的堅定、確信和坦然,由此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影響,包括該適用緩刑的被告人最終沒有被適用、適用緩刑的裁判結果的公正性遭受質疑等等。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刪除了原條文中模糊、不確定、不易把握的表述,將緩刑的適用條件明確、細化規定為:同時符合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這四項必備條件,增強在司法實務中適用緩刑的可操作性。由此可見,刑法第七十二條設置“犯罪情節較輕”的規定,目的在于細化體現原條文的模糊規定,其本意仍是對犯罪行為社會危害程度和犯罪分子主觀惡性大小進行一種綜合考察評判,并進而影響刑罰執行方式的抉擇。作為緩刑適用條件的“犯罪情節較輕”,是在確定行為人已構成犯罪并應判處刑罰和確定具體刑種、刑度基礎上,對刑罰執行方式的評價,因此,有別于刑法分則規定的入罪情節和加重量刑情節。

    2.二者評價的內容和方法不同。刑法分則條文中“情節嚴重”的情形,應當由刑法淵源來作出明確規定,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本質要求。這些情形,多數是通過刑法或者司法解釋采用逐項列舉的方式來列明,在審理過程中,裁判者只需要將個案的具體情況與條文規定的情形進行比對,明確兩者是否相吻合,即可完成這部分評判工作。如《網絡賭博意見》第一條第二款對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列舉了八種情節,包括:(1)抽頭漁利數額累計達到3萬元以上的;(2)賭資數額累計達到30萬元以上的;(3)參賭人數累計達到120人以上的;(4)建立賭博網站后通過提供給他人組織賭博,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5)參與賭博網站利潤分成,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6)為賭博網站招募下級代理,由下級代理接受投注的;(7)招攬未成年人參與網絡賭博的;(8)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在審理開設網絡賭場犯罪案件中,只要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將相關數值與上述條款規定進行簡單的數字比對,就可以明確是否屬于開設賭場犯罪的“情節嚴重”情形。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條款側重從非法獲利的絕對額度、在賭博網站內部架構中的作用地位等直觀體現開設網絡賭場犯罪特征的客觀方面,來體現相對該罪入罪情形的嚴重程度,其劃分量刑幅度,指導量刑工作的功用傾向更為明顯。

    相形之下,評價犯罪分子是否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犯罪情節較輕”,則缺乏具體明確的、固定量化的評價標準,要綜合評價犯罪分子的主觀和客觀方面,既要考慮刑法分則或者司法解釋規定的量刑情節,又要在評價犯罪行為本身情節輕重的基礎上,考察個案中是否還存在支撐對其選擇較為輕緩的刑罰執行方式的特殊事實依據和理由。判斷是否屬于“犯罪情節較輕”,是否適合選擇緩刑的刑罰執行方式,不僅要在法律和個案事實的框架內進行,還要考慮一般公眾的認知和刑事政策等其他因素,通常比認定刑法分則條文中的“情節嚴重”所考慮的因素更為廣泛。

    (四)犯罪“情節嚴重”能否適用緩刑,要綜合考察是否具備適用緩刑的基本前置條件以及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來作出評判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見,具備刑法分則條文中“情節嚴重”情形的,并不必然是一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并不必然意味著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其與適用緩刑條件中的“犯罪情節較輕”并不等同。一些輕罪社會危害性較小,就算認定“情節嚴重”仍可判處緩刑。據統計,刑法分則中出現“情節嚴重”的表述多達160處,涉及罪名有93個,其中部分輕罪甚至需要達到“情節嚴重”才達到入罪標準,對這么多“情節嚴重”的情況是不是就一定不能適用緩刑呢?顯然不是。能否適用緩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網絡賭博犯罪中,符合“情節嚴重”情形的,能否適用緩刑,先決條件在于其量刑是否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否則其他條件的考察將失去意義。在符合刑期的基本前置條件的情況下,要綜合各方面因素來評判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評價是否符合“犯罪情節較輕”等緩刑適用條件。具體要從犯罪構成的四個方面進行把握:

    1.關于犯罪主體方面。要綜合考察犯罪人的身體、精神狀況及職業情況,是否系未成年人,是否精神健全,是否具有特殊身份等。賭博犯罪如果由特殊身份的人實施就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影響更為惡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實施賭博犯罪,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依法從重處罰,其用意即在于此。而在本案中,各原審被告人并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因而不具備從重處罰的情形。相反,各原審被告人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確有悔罪表現,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的家屬也積極為其預繳罰金,原審法院依法對三人酌情從輕處罰,并無不當。

    2.關于犯罪主觀方面。雖然在網絡賭博犯罪中,犯罪行為人都是故意犯罪,犯罪動機也多數是出于非法牟利的目的,在個案之間的差別并不明顯,但在吸納下線參賭人員,擴大社會危害面方面,其積極性、主動性在個案中仍然可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是行為人主觀惡性大小的一個體現,應當予以考慮。在本案中,從現有證據難以看出原審被告人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有明顯地積極主動推介賭博網站,擴大賭博網站規模,可見其三人的主觀惡性并不大,與那些積極主動擴大下線,瘋狂非法斂財的網絡賭博分子還是有所區別的。

    3.關于犯罪客觀方面。在這一部分,要重點考察犯罪行為人在賭博網站中的地位、作用,在賭場運作過程中具體實施的危害行為,非法獲利的情況,是否造成嚴重的危害結果,以及犯罪對象等方面,這是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較為直接的體現。在本案中,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并非涉案賭博網站的建立者,從現有證據看,吸納的參賭下線也遠遠沒有達到司法解釋中120人的“情節嚴重”標準(根據報表顯示,林祥旭有28名下線會員,林耀和有13名下線會員),其社會危害面相對較小。現有證據也不能認定各原審被告人在開設賭場過程中獲得的抽頭漁利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按照其自己的供述,涉案賭博網站最后也因為長期虧損而自行關閉,因而違法所得遠未達到司法解釋中3萬元的“情節嚴重”標準。本案沒有造成諸如參賭人員家庭破裂、經濟破產、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也沒有招攬未成年人參與網絡賭博,涉案賭博網站存在的時間也不長,僅有2個多月,其犯罪情節在同類案件中還是較輕的。

    4.關于犯罪客體方面。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越重要,對認定是否屬于犯罪情節較輕,越要從嚴把握。我國刑法將開設網絡賭場犯罪規定在擾亂公共秩序罪中,其法益應是以勞動或其他合法行為取得財產這一國民健全的經濟生活方式與秩序。開設賭場罪的頂格刑僅有十年,相比較故意殺人、放火、強奸、綁架、搶劫、毒品犯罪等嚴重危害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和嚴重破壞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言,是屬于輕罪,其侵犯的法益相對而言沒有那么嚴重,即使具備加重情節,在綜合考量其他從輕情節、因素的情況下,也有可能評價為犯罪情節較輕。

    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斷被告人是否具備緩刑適用條件中的“犯罪情節較輕”時,對上述幾個方面不能孤立來看,也不能脫離社會一般公眾的標準進行評價,這一點有別于量刑時對情節輕重的判斷。特別是在開設賭場犯罪中,認定犯罪是否“情節嚴重”,對照司法解釋的列舉式規定,標準十分清晰,對于應當判處實刑的案件來說,如何量刑不存在爭議。但如果要判斷對行為人應當判處實刑還是緩刑,只考慮司法解釋列舉的非法獲利的絕對額度、在賭博網站內部架構中的作用地位等客觀情節,顯然會失之片面。行為人基于何種原因開設賭場、賭場開設時間長短、非法獲利的資金去向,以及是否具有未成年人、老年人、累犯等特殊身份等,均不同程度上影響到對該開設賭場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因此,雖然通常來說,具備加重情節的開設賭場犯罪,相對于只符合基本構成要件的犯罪,對社會管理秩序的妨害更加嚴重,在是否適用緩刑時要更加慎重把握,但不排除在一些特殊個案中,存在其他可以被考慮為“犯罪情節較輕”的因素。原審法院經過綜合權衡,充分考慮當前開設網絡賭場犯罪的總體形勢和個案平衡,被告人的量刑情節及本案的社會危害程度、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對被告人林祥旭、林耀和、林財木適用緩刑,是符合被告人的罪責程度的。

    綜上,原審法院對本案各原審被告人的量刑并無不當。

    (二)檢舉他人犯罪未能查證屬實,但偵查機關在查證所檢舉犯罪的過程中意外偵破其他案件,不能認定為立功

    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犯罪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情況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指出,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五條又指出,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為之一,使司法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屬于《解釋》第五條規定的“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1.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以打電話、發信息等方式將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約至指定地點的;2.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當場指認、辨認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3.帶領偵查人員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聯絡方式、藏匿地址的,等等。我國刑法之所以確立立功制度,對有立功表現的被告人可以從寬處罰,其目的在于鼓勵已歸案的犯罪嫌疑人有效地協助司法機關懲治犯罪,從而實現對司法成本的節約,并促使犯罪人悔過自新,改惡從善。結合上述關于立功認定的相關條文規定,可以明確“有效協助”和“節約司法成本”是立功的本質要求,也是認定立功是否成立的核心標準。由于司法解釋不可能窮盡所有構成立功的情形,對上述部分條文,尤其是何為“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的情形,并未作出更為具體明晰的解釋,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特殊情形下被告人是否成立立功,必須根據案件實際情況,結合上述司法解釋的精神,從立功制度的立法目的出發,綜合予以認定。

    本案二審期間,上訴人林志鑫向偵查機關舉報一名叫“阿龍”的人有出售毒品海洛因,并提供“阿龍”的聯系電話和經營飯館的名稱、地址。偵查機關對林志鑫提供的“阿龍”的聯系電話進行犯罪記錄查詢,發現該電話沒有犯罪記錄,機主前僅因涉嫌毒品犯罪被當地派出所傳喚,但因缺乏證據,并沒有被采取任何強制措施;之后經了解,該機主沒有毒品犯罪行為,反而是在該機主經營的飯館消費、出入的人員有涉嫌毒品犯罪,遂對其他出入人員采取偵查措施,抓獲嫌疑人唐某德、黃某璇、林某龍、林某奕,現場繳獲唐某德持有的毒品海洛因60多克。后嫌疑人林某龍、林某奕因吸毒被處行政拘留,嫌疑人唐某德、黃某璇因涉嫌販賣毒品罪被刑事拘留。同時,已有證據無法證明“阿龍”即是林某龍。

    對此情形下上訴人林志鑫的檢舉、揭發行為是否構成立功,產生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上訴人林志鑫檢舉、揭發他人犯罪,偵查機關因此采取了偵查措施,并最終偵破了其他犯罪案件,屬于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應認定其行為構成立功。另一種意見認為,本案的情形不符合法律文件所列舉的立功情形,也不切合立功制度的設立目的,上訴人林志鑫檢舉他人犯罪的情形不成立立功。

    經審理后,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刑法中設立立功制度,目的在于鼓勵犯罪人積極主動地檢舉揭發其他犯罪行為,幫助司法機關偵查抓捕罪犯,從而在減少司法成本的同時查處更多的犯罪。現有的關于立功的法律條文、司法解釋都是圍繞這一目的來設定和詮釋的,都強調了被告人檢舉揭發、提供偵破線索、協助抓捕等行為必須對于其他案件的偵破具有實效性,才可以構成立功,這是認定立功時的核心關鍵標準。即使被告人主觀上有立功的愿望,客觀上也有提供線索或協助抓捕的行為,但沒有起到實質作用、產生實效的,也不能認定為立功。

    具體到本案中,上訴人林志鑫的檢舉揭發行為是否能成立立功,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綜合分析:

    首先,要明確上訴人林志鑫提供的信息是否屬于“立功線索”。立功制度中的線索,是指與犯罪活動有關的信息,這種信息通常會給查辦案件機關偵破案件提供具體的線路索引,是能夠對其他案件的偵破或者其他被告人的抓捕有實際作用的信息。立功線索一般包括三個主要特征:一是有明確的對象。如線索所提供的被告人姓什么、叫什么、身份特征、體貌特征等。二是有具體的事項。如線索所稱的被告人在什么時間、地點、實施了什么犯罪行為、危害后果等。三是有實際效果。即線索對于其他案件的偵破或者其他被告人的抓捕有實際作用。本案上訴人林志鑫在向偵查機關檢舉他人犯罪時,并未能提供被檢舉人的具體姓名,而僅僅是一個模糊的稱謂以及聯系電話、所經營飯館的名稱和大概位置;也未能提供相關販賣毒品犯罪的具體時間、地點、人員、情節,而僅僅是一個被檢舉人可能存在販賣毒品犯罪的犯罪線索。其檢舉的內容模糊籠統,對偵查機關偵查案件未能提供明確的指導信息,對案件的高效偵破并未能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其次,要明確上訴人林志鑫揭發的他人犯罪行為是否經查證屬實。從以上解釋規定內容可以看出,檢舉揭發的對象必須是需要依刑法追究的犯罪人,檢舉揭發的內容必須是需要依刑法追究的犯罪事實。被檢舉的行為經查證屬實,構成刑法意義上的犯罪行為,是構成立功的前提要件。從偵查機關提供的已有證據看,上訴人林志鑫所檢舉的“阿龍”并不必然就是林某龍,而即使“阿龍”就是林某龍,其也僅因吸毒而被處行政拘留,并未因涉嫌所檢舉的犯罪而被偵查機關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所檢舉之罪并沒有查證屬實。林志鑫的檢舉行為,并未為偵查機關偵破所檢舉之犯罪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再次,要具體分析偵查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是在行為人的協助之下實現的。司法解釋將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明確為立功表現,并具體列舉了屬于此類表現的具體情形,其精神仍然是講求立功行為對司法機關偵查活動的有效幫助,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對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結果與行為人提供的“協助行為”之間關聯性、因果性應當進行慎重審查,而不能單純以存在抓獲結果來認定“協助行為”必然成立立功。從本案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明材料看,雖然由于林志鑫的檢舉,偵查機關開展偵查活動并最終抓獲了另外二名犯罪嫌疑人,但顯然林志鑫對這二名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一無所知,在偵查機關抓捕唐某德、黃某璇的具體過程中,并沒有提供諸如邀約、指認犯罪嫌疑人,帶路,提供住址等具體的幫助,不具備上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規定的“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四種情形。

    最后,判斷行為人提供的線索是否屬于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關鍵在于行為人提供的線索在公安機關的偵破過程中是否起到實際幫助作用,即行為人的檢舉行為和公安機關偵破其他案件之間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按照《解釋》第五條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的應當認定有立功表現。《意見》規定,據以立功的線索或者協助行為對于偵破案件或者抓捕犯罪嫌疑人要有實際作用。這一規定強調了線索的實效性,即要真正有助于司法機關偵破案件,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本案中,林志鑫沒有直接揭發唐某德、黃某璇的販毒行為,而是因為揭發“阿龍”的犯罪行為,間接使偵查機關在偵查“阿龍”涉嫌販賣毒品犯罪的過程中接觸到偵破唐某德、黃某璇販賣毒品案件的線索,意外破獲了唐某德、黃某璇販賣毒品案,發現、偵破該案件具有偶然性,與林志鑫的檢舉行為之間缺乏直接的、必然的因果關系,因而難以認定林志鑫“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

    因此,就本案現有證據看,林志鑫的檢舉行為并未能為司法機關偵破其他案件提供便利,使得偵查機關在成功偵破其他案件時有效地減少司法成本,也不符合有關法律解釋對于立功情形的規定,不具備立功的要素,依法不能認定為立功。

    綜上,二審法院依法裁定駁回抗訴和上訴,維持原判是正確的。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八條  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  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審判人員

    一審合議庭成員:  林鎮福  翁櫻娜  黃鍵浩

    二審合議庭成員:  林鐘彪  莊利民  張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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